看了《中国经济学家骇人听闻的语录》一文，联想中国许多所谓经济学家的表演，想文骂几句。
先欣赏两段话：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我的感想是，经济理性一旦脱离了人类社会的公义，就堕落成物欲权衡的偏执狂。可悲！
这不禁使我想起罗伯特·爱克塞罗德的博奕论经典问题：“ 囚徒之困境”带来的道德难题。在市场搏击竞争中，肮脏的行为往往借着美丽的理论公然横行。
“囚徒之困境”的故事可以这样描述：
甲和乙都是囚徒，他们都打算越狱逃跑。他们如果合作，都可能逃出去，但都可能被抓回来判重刑；如果甲按计划行事而乙告发了甲，甲会被严惩，而乙会得到奖赏；相反，若乙按计划行事而甲告发了乙，则乙会被严惩，而甲会得到奖赏。如果两人都告密，就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两人都按计划行事，都可能获得自由，但又有两次冒着两人被抓后重罚的风险。因此，对甲、乙两人而言，对方背叛的风险都很大，博奕论证明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人都告密，尽管合作对两人都有好处，但被出卖的风险使两人的合作难以成为现实。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起源于20世纪初。１９4４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进入实用。近２０年来，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简单地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非合作博弈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与道德的“双赢”是必须的，但单纯的市场伦理并不能支撑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很难达成“双赢”。
从普遍性上讲，投资者拥有权毋庸置疑，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完全如此。
四十年前，法学家霍洛曾非常透彻地分析了“实际拥有权的问题”，霍洛举例说：“一个人‘拥有’一把伞，在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意义上基本是相同的，在这些国家中，一把伞的拥有者可以随意使用它，阻止他人使用它、出借它、出售它或者丢弃它。”
霍罗还分析了所有权概念的十一个特征：
这里涉及到所有权问题：我可以将伞拿在手上，或者放在伞架上。
2、这里涉及到使用权的问题——只要下雨，我就可以随便将它拿出来使用。
3、这里涉及到管理权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衣帽间的服务员将它放在哪个位置上；如果我把它借给你，我可以坚决要求你再将她叠起来之前，先抖干水（尽管你可能厌烦这样做）。
4、我有权从这把伞中获取收入：如果我在雨天出租我的伞，我可以得到租金。
5、我有权获得资产收入：如果我出售它，我可以将它升值。
6、我有维护我的财产权：如果你偷走了我的伞，我可以报告警察局，通缉你；我可以向欧洲人权委员会呼吁人权。
7、我有权通过拍卖或赠送的方式，将它转到他人名下。
8、在有关这些权利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时间限制。像过去一样，我现在仍是我的伞的自由拥有者，而不是承租人。
9、我有责任禁止破坏性的使用我的伞——因此我用这把伞刺伤你的肋骨这一权力受到了限制。
10、这里涉及到有关财产的划分（是我的而不是你的）的特殊的法律特性：它可以被用来获取判决我败诉的满足感——如果我不能支付欠债，我的伞可以被法院没收。
11、还有剩余控制权的问题：一旦我将伞借给你，你就可能在借用期内享有与所有权相关的所有权力，当借用期满，所有有关伞的权利又都归还我。
在几乎所有关系都已经证券化和股份化的市场经济中，所有者通过“持券”方式来“拥有”；这种间接的“拥有”带来的问题是“拥有实质”的社会化。你拥有“股份”吗？是的，但你拥有公司吗？只要用霍洛的一个特征来衡量，答案便是否定的。你可能进不了你所拥有股份的公司的大门。
那么，用什么来保证你的“拥有权”和“回报权”呢？市场经济采用的是“契约”和“信用。”
把“契约”和“信用”放置到“博奕论” 中，你就会发现，“契约”和“信用”失灵的风险非常大。2002年2月，格林斯潘谈到安然事件时特别指出：“如果一家公司的增值来源于无形资产，那么它天生就很脆弱，因为信任和信誉会在一夜之间消失，而一家工厂却不会。”事实证明，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博弈中的冲击何等之大。一旦人们怀疑市场的信义，顾客、员工、客户都会抛弃市场。特别是在发育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股东的利益被经营者所侵害可能性很大。而股东一旦放弃做“拥有者”的权利，抛售股票，经营者就有可能丢弃饭碗。
这说明一点，市场经济的支撑道德是非常脆弱而低级的。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些理想主义者认为一搞市场经济便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而忽略了客观的分析和相应的措施，特别是社会道德的教育和学习，这是十分危险的。
许多理论家都赞美过市场经济对道德的“促进”。
孟得斯鸠早就说过：“正如我们每天看到的那样，商业使野蛮的行为变得优雅、温和。”
另一个启蒙思想家塞缪尔·里术德在1704年对上述观点做过阐述：“商业通过相互利用把人们彼此联系起来。通过商业，人们学会了思考、诚实、礼貌、谨慎、言行有节。人们意识到成功需要智慧和诚实，就会避开恶行，或至少言行举止会显得得体和稳重，不致引起现在或将来的相识时的非议”。
亚当·斯密更加肯定市场经济、商业的教化的作用，他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是道德为基础而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他认为商业社会的成员从勤劳、诚实、自律以及其他许多微不足道的美德中获得长远利益。
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福山也说过：追求利益的人和企业往往会创造出社会资本以及相关的美德，比如诚实、可靠和互惠。
但是，应该注意到：就是因为早期市场经济往往经历过道德沦丧，秩序混乱、暴力色情、欺骗掠夺的野蛮阶段，正像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那样，美丽的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西方国家在成为“蝴蝶”(即经济现代化)，必定要经过“毛毛虫”(精神沦丧)这一阶段，所以， 上述理论家大都是在此基础上来说明市场经济伦理作用的。
而所谓的“诚实、礼貌、谨慎、言行有节、优雅、温和，”这本来就应该是人的基本准则，孔夫子早就教育世人要“温、良、恭、俭、让”。《礼记·中庸》说：“君子诚之为贵”。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可其之也。”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做人如果不诚实，就像大车没有安横木的 ，小车没有安横木的 ，没有办法行走。孔子把诚信当作安身立命的基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做人要“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中国和许多古老国家几千年来的训谚。如今，市场经济只不过是把它作为维持市场秩序的支柱加以宣扬而已。所不同的是，孔子宣扬的中国式的“诚信”是作人的准则之一，靠社会道德维持，为社会普遍承认。
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诚信”则是交易的准则，靠法律制度（比如现代企业制度）维持，尽管也构成社会道德部分，但它不可能产生更高层次，比如：“大公无私”、“舍生取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道德观念。打个比方说，在经济交往中，朋友和亲兄弟之间的经济交易是正常的。你帮我做一件事情，我支付你一定报酬，并可以通过协议、合同来约定，这是讲诚信。但在社会生活中，朋友找你帮忙，你开口讲价钱，便全无朋友之诚信。在具体的环境中，市场需要一种“诚信”道德，而社会需要的是包括“诚信”在内的更高的道德系统。
回过头来，想起邓公的那句老话：“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可能会悟出更多的道理。市场经济为我们增添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国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社会学家在提醒我们：在认识到市场经济能做什么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不能做什么”。
我们的社会道德认识水平不能仅仅停留在“诚信”、“信用”的基础上，何况市场经济博弈中的“诚信”中的基础是“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且市场经济中的“诚信”往往只是局限于经济交往的领域，它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相互隔离和矛盾。如某些企业为了提高效率，保证市场“信用”不受损，而采取的方法却是大量裁员和减薪，造成利益受损阶层对政府的“诚信”的冲击。这一点，就是亚当·斯密这些市场经济的崇尚者也早已认识到。在他看来，要改善自身条件的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在财富能买到幸福这一错觉的基础上的。
这些并不复杂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还似乎不懂？答案只有两个： 利益驱使或者确实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