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伟人说过：“看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曾经有过激烈的对抗，给中国乃至亚洲以巨大的灾难。而当前日本占主导地位的右翼政客蓄意推动日本偏离和平发展战略路线，走向了一种与邻国对抗的道路。作为一个历史上深受其害、在未来也必然在利益上密切相关的相邻大国，深入考察日本战略思维的逻辑，准确把握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对谋划我战略发展，确保战略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一、日本右翼战略思维的负面特征及基于博弈论层面的解读
客观考察日本战略文化，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它的多元性，应该看到在当代日本，仍然不乏一些崇尚理性思考、愿意引导日本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清醒人士；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日本战略文化独特的消极层面在当前的政治历史条件下日益凸现，日本政治气候迅速右转，右翼政治势力日益得势，因其极大的历史相似性，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利益至上，排斥合作，在短视的利益拼抢中迷失根本的战略诉求。对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和尽力争取是无可厚非的。但日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上存在一些明显的倾向，看不到国家间利益的矛盾性与一致性，看不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矛盾性与一致性，看不到有形利益与无形利益的矛盾性与一致性。具体表现：一是“独食”主义，排斥合作。典型的例子是：经过从1994年到2000年长达七年的磋商与谈判，中俄间达成了从俄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油田抵达中国大庆的输出管线。这本来是两个当事国之间互惠互利的事，一点也不伤害到任何立场上的第三国。但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小泉亲自出马，允以重金妄图搅黄了这一利中益俄的好事。要而言之，这并不仅仅是石油争夺或石油战略，而是一种典型的“吃独食”心态，把中国挤出东北亚石油版图。孰知俄罗斯踌躇再三，并未买账，虽有折衷，最终还是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安排，日本百般纠缠，仍然弄得个灰头土脸。二是锱铢必较，不愿妥协。最近的例子是：由于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否定历史，使日本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影响力，失去了亚洲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秉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信任，日本常任理事国梦想一再落空，他们本应自我检视调整，消除矛盾，争取支持，可日本反其道而行之，却在联合国抛出修正会费比例的提案，明显针对中俄，其睚眦必报的作派虽愚夫愚妇尚且不齿，岂是一个大国的应有作为。最近，日本主动挑起事端，派出海洋考察船作出欲往韩国控制的“独岛”勘查的姿态，激起韩国强烈反弹，在一触即发之时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日本要的恰恰是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日本这一算盘打得很精，但付出的是进一步伤害一个邻国感情的代价，是否值得，还须长期考察。三是缺乏诚信，过河拆桥。一九九七年底，朱镕基总理接见日本经营者团体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分困难的时候坚守了这一承诺，不仅阻止了金融危机更大程度的蔓延，对于正处在经济衰退中的日本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可是2003年2月以来，正是日本在经济合作组织八国集团会议上率先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提案，才点燃了美欧国家政经人士和舆论陆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怒火。四是目无是非，不讲道德。历史问题是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中绕不过去的症结，如何对待历史问题是日本政治家道德良心的试金石，也是日本与亚洲国家和平相处、共谋发展诚意的试金石。这一点，任何清醒的政治家都心知肚明。但日本右翼政客为了一己之私，竟然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不惜与所有善良的人民为敌，不惜牺牲日本软实力与长远利益为代价，其浅薄与短见，匪夷所思。
在博弈论经典的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选择背叛策略可在对方合作的情况下取得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对方策略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合作是双方利益最大的“纳什均衡”。而在不限次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选择背叛战略必然导致利益最小化，选择合作可能达到利益最大化。当今世界，绝不是当年海盗倭寇面临的“抢了就走”、一次性、单向性、排他性的利益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期合作、互相依存的利益关系。这种情况下，必然是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而日本很多政客也许故意“看不到”这一点，延续单向、排他、扩张的利益思维，必然导致与邻为壑，与邻为敌的损人不利己的结局。
崇尚实力，以小博大，在无限的筹码扩张中迷失有限的战略目标。对于为获利而赌的赌徒，有一种下注策略是：先下较少的数目，如果输了，加倍下注，如此反复直到获胜。这种策略，从简单的概率学计算上看是不至于输的。但关键是赌徒身上的筹码都是有限的，长期使用这一策略，就必然突破筹码的限度而彻底破产。从历史看，日本战略思维与此十分类似，有着明显的赌徒思维特征。日本右翼思维有着明显的占有性和扩张性，始终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对亚太和世界的霸权扩张上。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这一战略理念一直是支配着日本一些政客在国家战略最深层的战略性思维。早在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曾为日本设计了以武力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战略蓝图，并两次发动侵朝战争，虽未得逞，但这一扩张路线却在此后的三个多世纪里，被日本奉为国家战略的圭臬。从1823年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我国而欲制他邦，必先以并吞支那为始”，到1927年《田中奏折》关于征服满蒙——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扩张战略，日本历届统治者的各种侵略扩张方案，都是沿着朝鲜“利益线”、“满蒙生命线”、“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的思维逻辑发展的。但是，日本国小兵少、资源贫乏，战略筹码有限，这一扩张逻辑的全面表现和彻底失败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亚洲太平洋扩张战略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大增强的国力推动了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1894年，日本武装侵入朝鲜，借机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并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利益，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俄国是最大的障碍，于是于1904年主动挑起了日俄战争，趁俄国内部爆发革命的机遇，夺得了大量权益，继而控制了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对中国腹地的全面侵略，由于战争消耗过大，引发了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为解决战争资源匮乏问题，日本又实施其“南向”战略，将魔爪伸向了南亚地区。而要控制南亚，又必然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于是在1941年12月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成功偷袭珍珠港并获取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显而易见，正是这一步步的、以“必先征服……”语式导向的战略目标扩张使其最终用尽了所有筹码，决定了其于1942年5月后抵达扩张巅峰后，急速溃败不可避免。
而今，日本并没有彻底抛弃这一战略思维逻辑，只不过历史上的“满蒙生命线”从语汇上改换成了“马六甲海峡生命线”、“台湾海峡生命线”等等。其实，这些生命线的维持本应该通过合作来取得，只是日本政客仍然习惯于扩张式的占有逻辑行事，粗暴干涉这些地区的事务，反而使局面复杂化，造成不安全的因素。
依附大国，远交近攻，在简单的敌我判断中迷失全局的战略依凭。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全盘接受了美国的安排和保护，坐享冷战“红利”，在美国的羽翼下获得了高速的发展。虽然日本战后30余年并未形成自主的国家战略，但总体上奉行了攀附强援、侧重经济、逐渐发展军备的国家战略总框架，可以说基本上走的是一种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也使日本的发展左右逢源，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但是2001年后，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后，急于实现军事大国、政治大国梦，突破日本战后确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协调西方”“做亚洲一员”的外交三原则，转而全方位拥抱美国,并对周边采取全方位的强硬政策。在核问题和人质问题上对朝鲜强硬，在独岛问题和参拜问题上与韩国交恶，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对俄罗斯毫不让步，在历史问题及东海油气田、钓鱼岛、台海问题上与中国全面对抗……
这种依附强权，远交近攻的战略是殊为不智的。远交近攻策略，初见于战国末期，秦为统一六国而采取的战略步骤。这一策略的成功有两个条件：一是策略的主导者必须是居于首位的强权大国，完全掌握了“交”与“攻”的主动权；二是“交”与“攻”的都是以吞并为最终目的，如果“攻”造成的敌人长期处于卧榻之侧，那就是这一策略的失败了。而日本正是谬用了这一策略，其付出的代价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清偿的。从现实看，日本过分“傍美”也是弊大于利。一则美国与日本的利益并非处处一致，难免有同床异梦之处。更多地，美国只希望利用日本作为牵制东亚的“桥头堡”，但也并不希望日本做得过分，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对日本也难免口惠而实不至，在日本“争常”问题上美国的模糊态度就是明证；二则单边主义的行事方式使得美国虽仍是经济军事强权，但已难当道德教主，国际上树敌甚多，日本无原则追随美国，必然成为仇美者迁怒的对象。且虽当前美国一超独霸，处于巅峰时期，但美国的相对衰落与其他国家、国家集团尤其是亚洲的相对崛起是必然的趋势。日本追得太紧，只怕届时转向太难；三则美国虽与中国存在矛盾，但更多的是共同的利益，美国尚且不愿与中国全面斗破，日本与中国对抗起来，美国是否会与日本完全站在一边，是否会认为日本是另一个麻烦制造者，是并非确定的问题。
二、形成日本右翼对抗性战略思维的深层原因
日本政治当前的严重右倾及右翼势力的对抗性战略思维，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社会政治背景。
特殊的文化是日本右翼对抗性战略思维的历史文化根源。被核心阉割了的儒家文化、被极度强化了的神道文化、被操纵利用了的武士道文化，在狭隘岛国心理土壤上积淀发酵，形成日本文化独具特征的价值判断上的相对主义、利益诉求上的绝对主义、利益获取上的机会主义相结合的畸形结构，从而失去了文化上应有的制衡机制，构成了极具破坏力的战略文化基础。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上，日本自我标榜为儒教文化圈的成员，在历史上也确曾长期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润滋养。但日本的儒教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经实用主义本土化改造的文化，与其母体相比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其一，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是以纲常礼教为主要内容的“朱子学”，这以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者山崎闇斋（1618年－1682年）为代表，他主张朱子学说“直通孔孟”。在此理论基调下，他强调对君主、尊长的“绝对服从”。由此可见，日本“儒教”与中华“儒家”的区别在于关键性地“忽视”了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仁”及核心目标体系的“和”这两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而让作为儒家手段体系的“礼”反串了目的而得到了过分的强调。因为这才能更好地与日本本土的神道合流，才能更加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也使日本文化少了一些友善，少了一些谐和；多了一些盲从，多了一些征服。其二，中华文化形成了儒道互补的稳定性结构，儒家给了中华文化刚性的自强不息的精神，道家给了中华文化柔性的上善若水的智慧，道家文化是中华文明曲径通幽的后花园，其中丰富的辩证法资源是中华文化的智慧之根。中国传统兵学思想与道家思想就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儒家处于外显性的官方生存状态，道家处于内涵型的民间生存状态，也使得道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大大减弱。日本传统军事思想如《斗战经》十分强调正攻战法，极力贬低谋略的作用。在日本就有“《孙子》说诡道，《斗战经》说真锐”之论。神道教作为日本民族的精神家园，源于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日本本土宗教，公元8世纪编撰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对其进行了理论总结。这两本书记述了日本国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和从天照大神到神武天皇、共1792477年的皇权谱系。这显然是荒诞不经的神话而已，可日本一些思想家却将其当作正史看待，并加以极度的宣扬，并与儒教、佛教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神道教。神道教的影响在这里可以看作三个方面：其一，天皇是元祖的天照大神——号称为“生命与光明的最高大神”，是日本的皇祖神兼太阳神——的后代，这就确立了皇权神授、天皇至尊、“万古一世”的合法性，也造就了天皇作为扩张活动的精神领袖的地位；其二，神道教认为，世界有800万神，日本天照大神是所有诸神的始祖神，而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子民，日本是神国，因此，日本民族高于所有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应该接受日本国的统治。这就构成了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其三，神道教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神，人死后，不管善人恶人，都会变成神，都应该享受祭祀。这样，就取消了一般宗教所应该发挥的道德建构作用，反而为不辨是非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衰落的焦虑是日本右翼对抗性战略思维的现实心理根源。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现虽有所恢复，但总体上的萧条仍在持续。十年间，尽管历届政府不断“推陈出新”地祭出各种景气刺激政策和调整措施，但由于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宏观政策的出台与实施缺乏稳定性、一致性和连续性，收效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后，其经济发展依然是步履维艰，GDP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加剧、失业率扶摇攀升、投资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缓慢、不良债权有增无减、财政赤字负担沉重，等等，这无疑严重打击了国民对经济振兴的信心。面对政治乱局和经济萧条的双重困境，近年来，“对未来的悲观论普遍存在于日本国内”，再加上日本长期看不起的中国保持高速发展，大有赶超之势，这些都使得日本民众深感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右翼政治势力所持的新民族主义论调就迎合了民众的心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这一强势的外张姿态不仅极易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引起广泛共鸣，亦可作为打破过渡时期内政僵局的不二法门，为近十年来的历届日本政府所追捧。
非理性的民主政治是形成日本右翼对抗性战略思维的社会政治根源。对国家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的考察，一般依照国家战略利益分析的维度，而政治制度与政治家利益分析的维度常常容易被忽视。政治制度是政治家利益博弈的平台，政治观点与政治方略往往是政治家为博取个人政治利益而挥舞的魔杖，他们往往利用现存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端，通过各种手段为自身利益服务。二战前，在皇权至尊的体制下，日本右翼政客大力挥舞效命天皇的幌子，驱使数千万无辜平民为其利益而搏杀献身；今天，“民主的”的政治体制又成了右翼政客手中的幌子。他们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作诱饵，“忽悠”民粹情绪，利用民众的分化捞取更多的选票。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所有邻国的同声谴责，这显然不利于日本当前和长远的战略利益，可小泉仍然一意孤行，显然是看中了民众中民族主义市场，得到了民调肯定的鼓励。而这种民粹策略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限制了其应变的空间，使其只能更进一步地向同样的方向走下去。

日本如继续坚持对抗性的战略必然决定了日本战略性的失败，其影响是现实的，更是长远的。从现实看，日本“争常”的失败、在南亚的孤立、在东亚的僵局就是已然的后果。对于中国来说，严密关注日本战略走向，积极准备因应之策，是完全必要的。其中最关键的，仍然是要站稳脚跟，尽量不要太多地受日本右翼势力鼓噪的干扰，否则就可能正中他们遏制中国的圈套。日本崇尚实力，也膜拜实力。日本被美国两颗原子弹彻底打败后，“在这个国家，所有与西方有关联的东西，尤其是战胜国美国的东西，都开始被看作是好的和理想的。”（《文明的的冲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第106页）解决日中问题，必须依赖于中国实力的强大。因此，我们仍然要最大限度争取与日本的合作，最大限度地争取日本民众，最大限度地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更好地发展自己。其次，在原则的问题上，尤其是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我们基本立场不能退让，关键时刻，准且狠地还以颜色也是完全必要的。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日本对抗性的战略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绝非短时间内能够消除，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甚至不排除恶变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长期与日本右翼打交道的打算，对与日本的和平相处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要注意其利用渲染与我的矛盾转移内部社会政治危机，铤而走险与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更现实的是，日本始终窥视台海局势的发展，总企图伺机介入我统一事务，达成阻挠我统一、遏制我崛起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全力做好两手准备，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形成对日右翼的震慑力量，有效保障国家发展的和平环境。

完稿于2006年4月25日晚

参考书目：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博弈——关于策略的63个有趣话题》 白波郭兴文著
《日本简史》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编
《日本哲学史》 朱谦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