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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纪念加尔布雷思

美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2006年4月29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去世，享年97岁

　　令人羡慕的事情之一是，在常青藤校园里，有些经济学家，例如加尔布雷斯和斯蒂格利茨，在二十几岁便晋升为教授了——当然是“破格”——前者是哈佛教授，25岁；后者是耶鲁教授，29岁。
　　早熟未必有大成。基于这一常识，人们通常要观察早熟者后来的表现，才肯对他的智慧程度给予肯定。不过，对于世俗的看法，诸如斯蒂格利茨得到了诺贝尔奖而加尔布雷斯没有得到，大可不去理睬。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死后不到一个月，世界各地的大众媒体和精英分子们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评论。从这些评论判断，至少就智慧的程度和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力而言，加尔布雷斯没有输给20世纪任何一位经济学家。
　　如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理查德帕克尔教授所称，加尔布雷斯虽被广泛地报道和介绍，却很少被人们正确地理解。帕克尔的这一判断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因为他是加尔布雷斯的密友，并且在2005年出版了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传记《加尔布雷斯：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学，他的经济学》。
　　在帕克尔的笔下，加尔布雷斯的一生，都被打下一个农家子弟的烙印。他1908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乡村，幼年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自卑，使他对独立精神极为看重。后来，他“偏执”地“贬低”强势的跨国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被认为与其身世不无关联。
　　加尔布雷斯深知权力能使其智慧服务于更广泛的群体。他入籍美国，在从罗斯福到约翰逊的历届民主党政府中，持续发挥影响力。他曾执掌二战时美国的物价管理局，受好友肯尼迪的邀请出任驻印度大使，为约翰逊起草“伟大社会”的演讲……利用一切机会，他向当局者游说其大政府和社会服务的理念。
　　由于加尔布雷斯强调价值取向而远离数学模型，某些人认为他“非一流”，甚至称他为“经济社会学家”。但是，他坚定而强烈地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不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倾向。或许与韦伯不同，但与马歇尔一样，加尔布雷斯始终相信，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有用性”。他相信任何一个健康社会都必须寻求和保持各利益群体权力的均衡，他不相信纯粹市场机制可以让弱势群体在与强势群体“自由缔约”所实现的“帕累托改善”中得到真实的福利改善。因此，他呼吁保护劳动者自发组织工会的权利。他的这一判断，今天，可以从“纳什谈判理论”中得到支持。当然，任何认真的读者都不会把加尔布雷斯的社会经济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如约翰罗莫尔（JohnRoemer）的“阶级发生”的经济理论混为一谈。如果必须贴标签，我愿意把加尔布雷斯放在凯恩斯＊和康芒斯＊之间。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要指出，加尔布雷斯与美国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之间堪称密切的思想联系——这当然意味着他对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思想持有批判态度。加尔布雷斯深受凡伯伦《有闲阶级论》的影响，曾称凡伯伦为“美国历史上最机敏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从凡伯伦那里，继承了毫不妥协地批判既成理论与流行观点的风格。
　　从加尔布雷斯的著作中，中国读者可以获得或许远高于他们从新制度经济学家著作中得到的边际效用——后者是迅速递减的，前者则有递增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关注政治经济学议题，但他们的分析，大多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框架之内。加尔布雷斯则从一开始，在他关于“商业广告”的分析中，就相信大众的“偏好”的可塑性。这是一种演化论的视角。在此意义上，他超越了他的论敌。例如，最近几年，由桑塔菲学派学者和神经经济学家们在《科学》、《自然》、《理论生物学》等权威刊物连续发表的关于“内生偏好”和“演化社会理论”的大批论文，可视为是对加尔布雷斯方法论立场的支持。
　　这位早熟且对社会积极发挥其影响力的智者，从牛津大学、巴黎索邦大学这类名校至少接受了52个荣誉博士头衔。早年在伯克利校园接受了激进思想的影响之后，加尔布雷斯永远成为了美国社会的牛虻；也因此，他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子”。
　　加尔布雷斯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白血病早夭；其余三个，在不同领域，几乎程度相同地继承了他的智慧与批判社会的勇气。他们是：议会和公众事务活动家詹姆士加尔布雷斯、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学家阿兰加尔布雷斯，以及职业外交家彼得加尔布雷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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