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诞生至今，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然而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很难说这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甚至不能说今天的大学比之19世纪刚创立的大学堂优秀多少，而如果非要说优秀，或许我们可以列举，教学楼多了，设施完善了，学生规模扩大了，师资力量雄厚了，学科也比最初的高校不知道多出了多少倍。比这些事实上都没有实质上的意义，我们要问，大学的目的是教书育人，对社会提供知识支持和有用人才，这样的目的在相对历史条件下各自实现了多少比例；在大学体制上为了促成这样的目的又完善了多少？

为了探讨大学董事会制度，于是关注现有大学体制。应该思考的是，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制定的，同时可以规避各种人为障碍的一些规则。这样的制度才可以称作是真正的制度。当一种体制达成不了预定的目标，并在这样的体制中，是选择努力实现目标，还是选择实现一己私利，形成纳什均衡，则成为体制大染缸。于是大学这个纯洁之地，象牙塔轰然倒塌，官本位盛行。

官本位，这个国人思想中的毒瘤，已经延亘数千年，极大地阻碍了思想进步和社会发展，似乎今后还要长盛不衰。所谓制度是人定的，也要靠人来执行制度，官本位占据上风，则有令不行。大学现有体制不够好么，我看不见得，一个无私而有卓越才能的校长可以改写一个学校的历史；中国的法规建设不能再健全和完善么，也不见得，精英们的官本位促使他们不能从更大范围的角度思考公平公正原则，而人为设置特权漏洞。

事物有着关联性，不完善的体制导致官本位泛滥，官本位泛滥促成体制的不完善，如此恶性循环。如此甚至我们在引入高校董事会制度的时候，都要进行文字上的游戏和对制度进行实质上的篡改。然而董事会制度是高校的最优选择么，大概也未必。根本在于，改变高校的盈利性质，剔除高校里的个人利益。

而这，对于官来说，是相当致命的，矛盾也将是再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