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经济学源于大二下学期选修的张维迎教授的《博弈与社会》，第一次知道了纳什均衡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那时还看了两本重要的书—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于是逐渐地了解到人的行为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如果大部分人的行为偏离了我们理想的预期，那不是人们道德的问题，而是约束条件的问题。从而，第一次发现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好的制度要是一个纳什均衡。

这学期，由于深感制度的重要，所以去听周其仁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产权到交易费用，再到制度变迁，真的是受益匪浅。近来，一直在思考国家垄断和社会福利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我想知道我们的国家到底是在往哪个方向走。上周和周老师午餐时的谈话，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周老师认为国家垄断是否有利于社会福利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当制度转变的费用小于维持的费用时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制度变化，就像土地制度的变迁。所以，他跟很多现在市面上的经济学家不同，他不致力于改造世界，而是解释世界。他并不呼吁改革，而是陈述事实，即可能有的结果。他认为只要某个制度能维持，就没有必要改革，因为每个能够运转的制度必定是一个均衡，有它内在的逻辑。让我感到有点难过的是再一次证实每个人都将代表某一团体的利益，身在其位者即使知道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符合，也难以跳出其中。说到底，没有人代表国家利益，也没有人能够代表国家，因为或多或少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有不一致的地方的，即使是帝王也是如此。那靠什么来提高人民福祉，我有点困惑。今天上周老师的课，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中国的改革是事后承认主义的政治传统。很多改革方案，都不是事前由中央或是学者拟定出来然后执行的，而是地方先有了实践，挺成功，然后中央再考察承认推广。周老师认为好的改革方案绝不可能靠闭门造车空想出来，一定要源于实践。所以我想，既然如此，如果想要改善社会福利，对于青年学生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投身市场的滚滚洪流，去磨砺，去锻炼，去探索。也许，中国的制度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就会从这里走出来。

周老师每个周六都会邀请十个左右的同学共进午餐，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和他交流，也很感动像他这样的忙人会每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和我们这些小P孩聊天，真的是受益匪浅。他的课，每次下课时都会赢得我们热烈的掌声。周其仁老师，第一次让我深切的体会到什么是学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