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Princeton之后,在Alicia和几个数学家朋友的关照下,他幽闲地过着平稳的日子,时不时跑到Princeton校园里的象牙塔,数学系13层高的FineHall楼里,在教室和过道黑板上涂抹一下乱七八糟的符号与方程。他会突然闯入正在上课的教室,用口哨哼着Bach的LittleFugue,嘴里咀嚼着咖啡纸袋子,于是被称为Phantom of Fine Hall。
但是,Nash居然从那场梦中醒了过来,渐渐地恢复了。对于精神病尚没有真正理解的今天,这算是神奇的事情。自那以后,Nash花大量时间照理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很可能因为遗传的原因而患有精神分裂症。即使在1994年Nobel奖委员会已经做出授予Nash的决定之后,尘埃仍然没有落定。在每一Nobel奖项宣布的当天,RoyalSwedish Academy ofSciences也要投票批准该奖项,但一般都是按照惯例走一下形式。但面对1994年的经济学奖,Nash和另外两个候选人JohnC. Harsanyi和ReinhardSelten的工作却被指责为无足轻重与过于狭隘和过多的技术细节,最后仅以历史上唯一的微弱多数局面通过。这样的局面使得1995年2月RoyalSwedish Academy ofSciences秘密地重新定义经济学奖项,让其用于在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有重大贡献的社会科学。
1996年他在第10界World Congress ofPsychiatry上报告了他自己的经历。1958年他30岁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年轻数学家”,但紧接着他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我在MIT的教职员工,还有Boston都变得陌生起来……我到处看到匿藏着的共产党员……我开始认为自己是宗教圣人,并总是听到从那些反对我想法的人那里传来的像电话上的声音……这种恍惚的状态就像一场永远没有醒来的梦。” 1999年美国数学协会授予他Leroy P Steele 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