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篇文章的札记 -> 博弈论.NET

2005年9月22日　星期四(Thursday)　阴

关于两篇文章的札记

笑忠在平行诗歌上转贴了朱学勤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演讲－《文化与制度变革的关系》。在这篇演讲里，朱学勤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制度的移植阻力最小而且最容易成功；而政治制度的移植，无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遇到的阻力都是最大，因而成本也是最大的。至于文化，那是制度的制度，是一种元制度，更是一种缓慢的移植过程。我相信，任何的制度，包括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最终都要和文化结合才能获得成功。要么是改造传统文化以适应新的制度，要么是改造新的制度以适应旧的传统，那种并行不悖的模式并没有先例。朱学勤所说的那种政教分离的英国革命，其实，那种教会的统治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当然，你也可以把他当成是文化。历史上看，北魏用汉人政治制度，最先是从文化改良开始的，用文化打通了政治道路。而清初采用汉人政治模式，也是以尊儒为文化基础。相反，在清末的洋务运动，由于没有文化的支持，最终并没有带来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清末民初在我国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由于完全照搬西方的民法制度，结果百姓争讼依然采取民间裁断的方式。我相信，政治制度可以不与文化同时变革就可以移植，然而，要想使得一种政治制度扎根结果，还要进行文化的变革。
笑忠的朋友老陈也在平行上转贴了秦晖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问题》。“如今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这次‘非主流’方面把‘国有资产流失’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标榜自己决没有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针对郎顾之争，秦晖的看法是：“问题不在于国资与民资之间谁消谁长，谁流向谁，而在于这种流向是否符合公义。以强权化公为私和以强权化私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两种不公正其实一脉相承。对公产的侵犯与对私产的侵犯同样是‘权力捉弄权利’的结果。”紧接着，秦晖提出一种他认为的理想状态：“在另一种情况下，我是既可以接受‘左派’，也可以接受‘右派’的：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么‘国家干预’也只是尽福利之责，不至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么‘自由放任’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放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秦晖这个宪政民主是否能够保证公义和公正呢？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赫姆斯特姆证明了这样一个“不可能定理”：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在预算平衡的团队里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在经济学中，“纳什均衡”是个人理性的条件，“帕雷托最优”是集体理性的条件，而“预算平衡”则指团队的产出将全部被团队成员分享（不一定均等分享）。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互相矛盾的。为了同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就需要打破“预算平衡”，即团队成员之和要小于团队总产出，这样就要引入一个剩余索取者，而这恰好印证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的私有制理论——在他们看来，一个团队里的工人无法克服搭便车，必须生产出一个监督者，而这个监督者就是剩余索取者。然而，按照赫姆斯特姆定理，即使加入“剩余索取者”之后，团队的预算平衡仍然存在，这个团队仍然不能同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赫姆斯特姆定理最终告诉我们的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仅存在代理人的败德问题，也存在委托人的败德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是何种宪政民主，每个“个人理性”并不能都与“集体理性”一致。谁来代表“集体理性”，仍然成为一个问题。

　

# posted by 川木婉君 @ 2005-09-22 22:18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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