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Guoguo(北京)：小集团可以为共同的集体利益提供低于最有供给水平的集体物品且提供这种物品所应分担的责任存在“以小欺大”的现象；但是大集团由于存在搭便车等问题很难为集体物品（目标）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是如果在具体的某类大集团中采取强制、选择性激励就可能取得大集团的团结。比如美国工会的强制入会，比如美国医学会的选择性激励和非集体目标，等等。小集团的集体物品责任分担的问题很像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集团中的强者（占份额大者）必须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当然其收益也要覆盖着一成本）。
　　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囚徒困境一样揭示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背离。只是奥尔森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中各种中间组织提出这一问题。奥尔森其实也可以称作一位博弈论专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就在于其从成本收益和理性人的角度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各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分析的阶级关系是一种冲突关系，其实还有很多合作关系及合作机制，而现代经济学中的均衡就是一种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理性的合作关系。奥尔森则从工会等社会团体的角度分析了这种自由社会的中间力量力量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些组织为何不能合作，何以可能合作。奥尔森在本书中也提及了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他说：“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区别，首先不在于研究目标，而主要是方法和假定···只要行为是有目的的，而且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全部目标，这时，微观经济学确实很适用”。概括起来就是理性人和稀缺性假定是经济学最普适的假定。
　　奥尔森指出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和谐因素就是“集体物品和外部性的增加”。因为潜在集团内部的个体要求和集体统一目标不一致会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简单说，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永远面临“众口难调”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我们的集体物品还少得可怜。我们的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工会、行业协会都是政府垄断的大集团，即便是强制入会，也很难提供相应的集体物品。其实真正值得考虑的倒是另一些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