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直觉和运气

第一节．直觉

一. 直觉的实例

有的作者把直觉分为两种，即感觉直觉和超感觉直觉。感觉直觉是一种基于内部信息处理过程的感觉，是人的潜意识自动进行感知、分析、决策等思维的过程，它的结果投射到表层意识就是一种来自内部的感觉。感觉直觉就是开发深层意识达到知行合一时的境界。感觉直觉可以升级至超感觉直觉，超感觉直觉也是一种来自内部的感觉。但它的信息源并不是普通感觉信息，而是常人感觉不到的由心灵直接接受的信息。这里所说的直觉是指后一种。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就要发展这种超感觉直觉。

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一次，日本著名的剑术家柳生正在花园中给花木剪枝，忽然，他感到一股杀气从背后袭来。他转身一看，没有发现敌人，只有每日跟着自己的书童在旁边捧着工具。他对刚才的杀气感到不安，不知隐藏的敌人在何处，于是停止剪枝，回到书房。这时有一个朋友来拜访他，发现他心情不好，向他询问原因。柳生就把刚才花园中的事讲给他听。后来家人们也知道了这事，书童跑来说：“当您在花园中的时候，我在您身后侍侯。这时我想，您虽然在剑术方面已经达到高超的境界，但是如果这时我从背后突然袭击，您恐怕还是躲闪不开的。这可能就是您所感觉到的杀气的起因。”

在这个故事中，柳生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感知能力，可以感觉到他人心中的攻击意识。这类感觉又称为第六感。第六感是一种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的固有能力，它不需要借助眼、耳、鼻、舌、触觉等感觉信息，而是通过心灵直接觉察到感官所不能感知的难以言说的微细信息。

证券市场上也有类似的情况。《直觉交易商》一书中介绍的林达·列文瑟是芝加哥市场上一个成功的女交易商，在她18年的交易生涯中，她保持了没有一个星期是赔钱的记录。她说：“如果我在交易中不得不依靠什么的话，那惟一的答案是我的直觉。例如有些天，我打算在市场上买进，突然，我有一种感觉，我对自己说，这市场令人担忧，确切地说它感到沉重。我认为市场正在上攀，但如果依靠我的直觉，直觉则告诉我它令人担忧。我想说那是一种超感觉，它是生命攸关的信息。如果我的头脑说买，而我试图去买的话，它会停止工作。突然我的肚子告诉我它感到沉重，我会依靠我的直觉。我将听从我的肚子。很多时候，我甚至无法用文字描述它。它是自动发生的，而经验告诉我应该相信它。这种直觉一天也许仅有一次，也许多一点，我真正做的是当我感觉到了这种直觉时，能够毫不迟疑地依赖它。我认为最好的交易商都更多地听从他们的直觉而非别人的建议。”

这是一个少有的实例，林达不仅把直觉应用于交易而且每天如此，她的直觉已经达到了可以稳定出现的程度，而她的成绩也是令人吃惊的。在市场上如此频繁和直接地运用直觉的人很少，耐人寻味的是她是一位女性。

二. 培养直觉的理论和方法

直觉看似神奇，其实它是人内心深处固有的一种能力。常人之所以不能发现是因为深层意识的能力不够强，同时又被意识所束缚，当通过训练增强了深层意识的能力并摆脱意识的束缚时，就会开发出超人的直觉能力。

产生直觉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集中注意力等待直觉自己出现。把注意力引向自己希望了解的事情，但不要循常人的习惯开始分析和猜测，仅仅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但什么都不想，等待从内心深处升起的感觉。这种等待可能要持续很久，一般人不能保持那么长久的集中注意力不产生杂念，故直觉无法升起。常人为了给直觉的升起创造条件，还需要进行一些训练。

为了能达到合格的直觉准备状态，必须对面临的任务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前面把开发深层意识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在前三个阶段是经验积累阶段，这时是无法直接产生直觉的，因为深层意识还在忙于应付新知识，还没有机会脱离意识的管束发挥自身的潜力。只有达到知行合一之后，深层意识才开始脱离意识的看护独立地工作。这时人对自己的任务很熟悉，可以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同时又不进行分析推测，而且人的意识已经熟悉了从向外分析行情转而向内捕捉来自内部的感觉，对内部感觉的敏感度也逐渐提高，这就为直觉做好了准备。具备某些先天条件的人，这时就会出现直觉。直觉的经验是可以转移的，在一个方面产生直觉之后，人可以把这种经验转移到其他方面，比较容易在那些方面也产生直觉。

开发直觉的关键是高度的专注而不在乎是在什么事情上专注。在任何事情上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都可以由此开启人的直觉潜能。武术家没有进行专门的直觉训练，但功力深厚的人却可以获得直觉能力，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古人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达到更高人生境界的手段。

当外部条件具备时，只有一部分深层意识先天能力比较强的人可以出现直觉，普通人可能经过长时间等待直觉仍然不能出现，这是深层意识自身的潜能不够强的缘故。因而开发直觉能力的另一个方面是充实深层意识的能力，这方面最有效的方法是禅修。禅修的核心是训练自己排除杂念，注意力高度集中。在静室中可以修，面对市场变化，训练自己注意力集中也可以说是一种禅修。差别在于，静室中禅修可以采取适当的坐姿，调整呼吸，精神专注于前人精心设计的观想目标，这样注意力可以达到更深程度的专注，充实深层意识的效果更好。面对市场或其他处于变化中的事物，要达到同样的专注程度则很困难。所以，在禅修之外以其他方法开发出超能力的例子较少，而禅修的方法成功率相对高一些，当然绝对比例仍然是比较低的。

用禅修方法充实深层意识的能力对知行合一的训练也是有价值的。但由于知行合一还没有超越常人深层意识的能力范围，故禅修的意义还不太明显。当人企图开启直觉之门时，禅修方法则几乎是必须的了。

@第二节．运气

人们在股市实战中经常可以感到运气的作用，这一点几乎每个股民都有体会，那么运气到底是什么呢？从现象上看，股市博弈具有概率性质，这就决定了不管人计算的多么深，总会有一些计算不到的变化。这些已经超越了人凭借智力所能把握的范围，只能靠运气了。如果由于纯偶然的原因，恰好赶在不可预见的市场下跌之前卖出了股票，或者在不可预见的上涨出现之前买进了股票，那就是运气好，反之就是运气坏。除了市场方面的不可预见因素外，人的主观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可控制因素。比如，博弈理论可以把研究方法教给您，但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学通它；学通之后还要看能不能实际使用；实际使用了还要保证在关键时刻不受到意外的干扰使人出错；深层意识的训练可以减少出错的概率，但深层意识的发展过程中不确定因素更多。纯理论的考察，这些问题都是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克服的，但参与股市实战则会发现，人的决策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象理论设想的那么坚固，人可能在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而且不可能靠主观努力完全避免，要避免这些问题只能靠运气了。

在一般人看来，对这些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因素人已经没有办法可想，人能做的是把可计算可把握的方面尽量做好，而对这些不可把握的方面则只能听天由命了。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这样一种思路。但也有些人抱有更为刚健的人生态度，即使面对那些不可控制的力量他们也不愿低头，他们不愿意听任命运的摆布，希望成为命运的主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深入探求命运的本质，以便找到驾御它的方法。在这方面，易学和佛学提供了一些有实用价值的理论。

根据易学和佛学理论，任何事在发生之前都有一个无形的存在，世界在普通人看来是有形的事物在发展变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这些无形的存在依次成熟转化成现实，就象电影胶片依次投射到银幕上，形成银幕上的故事的发展变化一样。人们通常认为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在这幅图景下其实全都是被这些无形存在预先决定了的，只是由于人们只能看到有形的物质，觉察不到这些无形的存在，所以才认为它们是偶然的。这种无形的存在在佛学中称为“种子”，在易学中称为“机”。在一般人看来，在股市上赚钱是精密计算加果断操作的结果，但从种子理论来看，这一切努力只是给种子兑现创造条件，种子才是最根本的。如果没有赚钱的种子，则博弈计算再深也赚不到钱，市场可以有很多方式使操作出错。

如果细分，则佛学中所讨论的“种子”更为基本，是最微细的无形存在，易学中所说的机则要粗一些，是无形之“种子”到有形之事物转化过程中的某些中间环节，是“无形中的有形”。

易学所见是“无形中的有形”，所以，它提出的改变命运的方法和普通人改变有形物质的方法差不多，想通过研究无形力量的运行规律而趋吉避凶，进而希望利用一些神秘方法直接影响和干预这种无形力量的运行而改变自身命运。佛学所见是“无形中的无形”，它认为趋吉避凶和神秘法术都是在枝末上用力，只能对结果做局部调整，但好坏“种子”的总量改变不了，所以不能从根本是上改变命运。要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只有从改变好坏种子的数量入手。

怎样改变种子呢？因种子是“无形中的无形“，有形的方法用不上力，唯一办法是从根本处下手。佛学认为，“种子”归根到底是由每个人过去的行为产生，善行生好种感招福报，恶行生坏种感招灾祸。据此原理产生了一套可操作的改造命运的方法，并为有些人实践所证实。比如，明代的袁了凡一生实践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袁了凡在年青时曾遇到一个孔先生给他算命，把他某年当考第几名、某年当任何官职，都推算得非常精确。以后凡遇考试，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的预料。自此他相信人的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交运迟早亦有一定时间，对世间的一切得失看得都很淡泊。27岁那年，他在南京栖霞山遇到云谷禅师，禅师说，只有凡夫才会被命数困住，大善之人命数拘他不住，大恶之人命数也拘他不住。云谷禅师教他造命之法，叫他“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并授以准提咒及持诵要诀，以期必验。

袁了凡得此法门，以后的命运就全在自己的掌握中了。孔先生算他无功名子嗣，他要改变命运，发愿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第二年即中举人，十年后三千善行方才修满。然后他又发愿许三千善行求子，第二年生一子，数年后三千善行修满。然后，他又发求进士愿，这次所求事大，许一万善行，第二年得中，授宝坻知县。袁了凡忧一万善行难满，常为此不安，夜梦神人告曰，因他在任上为全县百姓减税，“只此一项一万善行已满”。孔先生算他只有53岁寿命，他没有发愿祈寿就平安度过了53岁，74岁去世。他以自己一生实践证明命运是可以转变的。

总结袁了凡改变命运的方法，先是依仗愿力与神咒的力量使所愿得成，然后修善行以还愿。中间由于地位转变，修善行的能力也在增长，原来感到难以完成的广大善行，到时候就变得很容易完成了。这套方法深合投资的理念，投资人用此法经营自己的命运，其益处将不止于股市获利而已。

前一章知行合一的讨论中，人相当于一台机器，并且是一台性能并不理想的机器，知行合一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提高他的性能使之成为一台好一些的机器。人的表层意识思考灵活但信息容量太小，又不能直接推动人的行为；深层意识能推动行为，容量大，但学习慢不灵活，难以适应复杂计算。这些是人类心理的现实，但并非人的优点，知行合一所探讨的就是怎样克服这些限制，达到更优的博弈状态。但这些努力说到底只是使人成为更优秀的机器，而且不管怎样努力，人终究要受先天条件的限制，最终还是比不过更先进的机器。所以，知行合一的努力并不能使人有超越机器的价值。

能够使人超越机器的是本章所讨论的直觉和善行。超感觉直觉使用了来自内心的信息，这是任何机器都不具备的。改变命运更是要对只受偶然性支配的事物进行控制，这更是机器所代替不了的。虽然它们的效果是难以觉察的，在现实的中它们的效果似乎不如博弈计算之类有形的方法显著，但博弈计算之类是计算机也可以掌握的，终有一天超级计算机将使人的这类能力变得没有多大价值，就象机器使得体力变得不太重要一样。而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直觉和善行则使人仍然不同于机器而成为人。有人拒绝承认直觉的存在和善行的力量，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同时承认自己终究只有一个高级机器的价值，他们对自己人生的安排和管理一台机器也就没有什么两样。而不愿自认高级机器的人，则应努力培养和使用这两种能力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即便在现实中这样做不能带来明显的实际利益。

余论

关于公平博弈的讨论

——公有制资本市场的构想

前面从操作的角度探讨了股市博弈层次的问题。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一下博弈中的公平性问题。规则的公平性是决定人们对一个竞局参与的积极性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竞局自身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保证。如果孤立地考虑股市博弈，那么尽管存在主力机构利用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干预市场等现象，但总的来看这个博弈仍然是公平的。因为其中不存在规则上的不平等，主力的优势是以其资金实力为基础的，而且大资金在带来这些优势的同时也带来进出困难等劣势，主力在操作中也有输的可能。由于股市博弈这种相对公平的特点，使得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吸引着众多投资人参与其中，并使得它能够长期稳定发展。

但股市博弈的背后却掩盖着财富分配过程中深层次的不公平博弈，只有对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则进行适当修改才能消除这种不公平，使证券市场能够更好地发展，并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公有制资本市场的基本思想

(一)公平分配原则

1. 商品交换是一个博弈过程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中指出：商品的价格一般不等于商品的价值，商品价格的运动规律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它是由市场决定的。但马克思对市场确定商品价格的具体机制没有深入探讨，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象股市这类高度发达的市场的发展，今天我们可以有条件对价格机制有更深刻的理解。

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的交换，商品的价值是蕴含在商品中的劳动。这个定义反映的是商品最本质的价值，但在实际商品交易中很难找到一种可操作的方法来确定这个价值。首先，生产不同商品所需的劳动是不同质的劳动，劳动的强度、难度、知识密集程度都不相同，同等时间的劳动产生的价值也必然不相同。其次，计算劳动的价值还应该考虑劳动的有效性。如果从事的是一种没有用的甚至是负作用的劳动，那么劳动强度再大，需要的知识再多也不创造价值甚至创造负价值。一种劳动的效果如何，有时比劳动的强度和难度更难判断。有时一种有价值的劳动会被长期埋没，没有人能理解它的价值。最后，就算能设计一些计算劳动价值的方法，但每个人对每种劳动的价值也都会有不同计算方法，根本找不到一种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统一算法。所以，用劳动定义的价值，虽然在概念上可以反映价值的本质，但在操作中是无法定量的。

一般认为商品的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但由于价值难以确定而价格是容易知道的，实际上不可能预先知道商品的价值再依此确定价格的波动空间。相反根据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论断可以反过来根据价格的波动空间确定商品的价值，这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我们可以把某种商品一段时间的价格收集起来，求出移动均线，以此反映该商品这段时间的价值。熟悉股票移动均线的人都知道，这样处理相当于制作移中平均线，只能得到一段时间之前该商品的价值，而无法确定现在和未来该商品的价值。

所以，商品的价值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发现的，是交易的结果而不是交易中用以确定价格的出发点。只有在知道了商品的价格之后，才能根据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原理利用价格的移中均线确定价值，而不可能先知道价值再据此确定价格。在经济学中把市场产生价格并由此确定商品价值的功能称做价值发现。

市场的功能是通过确定价格发现价值而不是根据价值确定价格。在研究价格产生的机制时，不能从价值出发，而要从其他可定量的概念出发。研究市场交易过程可以发现，成本价值和使用价值在确定商品价格时是起到重要作用的。比起价值概念，成本价值和使用价值要表面得多，但正因为是表面，所以它们才容易定量，才能成为确定价格的出发点。

一种商品的成本就是形成商品的过程中所有支出的总和。在商品交换中，成本价值对价格的确定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作为商品的出售者，卖方所能接受的价格底线一般是商品的成本价值，低于成本交易意味着赔本，这是没有人愿意做的。商品的成本价值经常决定了商品的最低价格，在商品交易中主要通过卖方起作用。

在一次交易中，卖方卖出商品，收回成本，同时获利，实现自己劳动的价值；而买方付出金钱，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成本的商品，使用价值越大，对买方越有用，则买方越愿意出高价购买。买方价格的底线是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联系的，买方可以出一个比商品的成本价高得多的价格购买一种商品，所以，使用价值与商品的最高价相关，在交易中主要通过买方起作用。

有了这两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对商品价格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卖方在交易中能够接受的最低价格是商品的成本价，在这个基础上他希望越高越好；买方在交易中能够接受的最高价是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大小相联系的，在这个基础上他希望以更少的钱购买。交易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存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实现交易。当然实际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第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是难以用货币量化的，而且，同一种商品不同的人买去有不同的用法，其使用价值自然也不相同，所以并不存在单一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参照点是模糊的；第二，同一种商品不同的卖方成本也不一样，也不存在单一的成本价值；第三，货币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卖方来说，他除了需要考虑成本以外，有时也需要考虑货币的使用价值。如果在某种情况下货币的使用价值对卖方特别重要，则他也有可能接受低于成本的价格，股市中人们会割肉离场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成本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参考点都是模糊的，这给实际的价格确定过程增加了一重复杂性。

即使忽略以上复杂性，假设成本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是可以明确确定的，我们仍然不能直接确定价格。因为一般来说，从卖方的最低价到买方的最高价之间不会仅有一个价格而是一段价格区间，在这一段价格区间中的任意位置实现交易都是合理的，要在这段合理区间中更精确地确定价格，只能靠双方讨价还价最后确定。卖家给出一个价格，顾客决定买与不买，不买再还价，卖家决定接受不接受，这一系列过程就是一个博弈过程。在这里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最终以什么价格成交主要决定于双方讲价的技巧。所以这段合理价格空间是留给博弈的，合理的价格空间越大，则博弈在交易中起的作用也越大。

商品的成本价值和使用价值等定量因素只能把价格确定在一定范围内，而要把商品的价格最终确定在一个点上，就只能靠博弈了。由一段价格区间到一个价格点是一次“惊人的跳跃”，循着定量计算的思路是不能理解的。在自然界也存在类似的过程。在微观世界中，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只能把粒子的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确定它将具体落在哪一个点，但在物理世界中真实的电子又必须落在一点上，于是出现了物理学家们称之为“神秘的波包坍缩”的飞跃过程。这一过程是任何物理规律所不能解释的，电子完全随机地确定了它的具体落点。

上述价格理论也可以应用于股票，因为股票也是一种商品，只是由于它具有数量大、交易方便和同质性（同种股票互相间没有差别，类似于等面额货币互相之间同质）等性质，使得股票市场较其他商品市场更为发达，博弈规律在股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事实上，成本价值是确定价格的参考点的思想正是产生指南针成本分析指标和理论的思想源头。指南针证券分析软件中的成本均线和筹码分布等指标可以确定持股者的建仓成本，对确定股票未来价格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有这样一组科学的技术分析指标，所以指南针软件在预测行情时才能有惊人的表现。

一般经济学教材中的股票价格计算公式则给出了确定股票使用价值的方法。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很难用货币量化的，但股票这种商品比较特殊，它的使用价值是产生利润，所以能直接用货币量化。由此得到公式：

股票理论价格=未来一段时间每股利润÷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公式含义为：以此价格买入股票与把钱存入银行使用价值相同。这个价格应该是股票的最高价格。这是经典的股票价值计算方法，巴菲特投资时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难度在于怎样确定公司未来一段时间的获利能力，巴菲特的办法是只选择一部分经营项目容易理解、经营稳定的公司进行投资。先深入地分析财务报表，再直接和所投资公司的主管层交往，当对公司的未来业绩可以较有把握的预测而市场价格又较低时才进行投资。

股票的价格以它的成本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参照，并最终通过市场博弈确定，所以要全面分析股价走势需要在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博弈计算。

2.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博弈产生剥削

理想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原则既照顾了社会公平又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要想在现实世界中贯彻这一原则，却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主要问题在于，劳动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劳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体能等等都不相同，在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之间，很难说哪一个劳动更多哪一个劳动更少，所以，不可能存在一种纯客观的方法用来确定劳动量的多少。这种情况下，一种很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市场机制，让市场来综合评价各种因素在劳动中的作用，发现劳动的价值。这就是劳动力市场。

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价格是在综合考虑知识、技能、劳动强度等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博弈机制来最终确定的。这一过程虽然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按劳分配，但确实是一种在现实中可操作的而且分配结果比较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方案。掌握特殊技能的、技术好的或付出劳动较多的劳动者有条件得到相对较高的工资；而技术差、知识少、工作少的劳动者只能得到相对较低的工资。但劳动力市场的“按劳分配”是有局限的。劳动力市场在基本可以实现劳动者之间的“按劳分配”的同时，在买卖双方之间却存在系统性的不公平交易。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让我们先看看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市场决定劳动力商品价格的机制与一般商品市场是相同的，劳动力的成本就是生产这一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很特殊，是产生价值，所以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可以用货币来量化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卖方是劳动者，劳动者能够接受的最低报酬是劳动力的成本价值。如果仅得到这个价值，劳动者的生活将非常艰苦，仅够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是资本家，资本家能够接受的最高价格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按照劳动力使用价值成交，资本家将没有利润。交易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成本价值之间存在差距，因而存在高于劳动力的成本价值而低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价格区间。最终，劳动力的实际价格将处于这个区间，具体为多少则由博弈机制决定。资本家所赚取的就是劳动力价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差价。

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不公平交易就产生于博弈环节中。在博弈中，作为卖方的劳动者自然要争取尽量高的工资，而作为买方的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也要尽量压低工资，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从博弈的观点看，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在博弈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资本家先占有了商品交易过程中实现的全部价值，再由他决定分配，而劳动者则只能被动的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份工作。资本家在博弈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可以出这样一个价格：与劳动者的贡献相比明显偏低，但是比他在别处可能得到的工资略微多一点点。此时，劳动者将面临这样一个处境：自己得到的报酬低于自己的贡献，但如果不接受这个价格，则得到的将更少，甚至什么都得不到。从博弈角度讲，虽然这个价格并不公平，但此时最明智的选择还是接受这个价格。

所以，即使不考虑在现实博弈中资本家还经常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其他弱点扩大胜利，就像在零和竞局的股市中庄家照样可以利用散户的弱点获利一样，仅仅博弈地位的不平等已经足以让资本家得到一个有利的价格了。取得这个价格用不着特殊的博弈技巧，因为这是博弈地位本身提供的。这种不公平的报酬体现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

3．公有制分配方案

劳动力市场有对劳动进行综合评价功能，可以对每个劳动者给出一个相对于其他劳动者比较合理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是一种公平的分配形式。但这种公平只存在于劳动者之间，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由于博弈地位的不平等又存在着系统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总体上得到的报酬偏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既保留劳动力市场综合评价劳动力价值的功能，又不造成系统的社会分配不公呢？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博弈地位的不平等是由商品流通过程所决定的，想改变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要想消除系统的分配不公，惟一的选择是变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为生产资料公有。公有制的劳动力市场上买方不是资本家而是全体人民自己，这样即使仍然存在买卖双方博弈地位的不平等，也不会带来分配不公。因为交易的不公不是倾向于资本家个人而是倾向于全体人民，由此产生的利润不是被资本家个人占有而是被全体人民占有，国家可以把这些收入用于教育、科研、医疗、环保和其他公用事业建设，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品质。

在这种分配形式下，每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报酬与他的综合贡献正相关，而且，个人所得的报酬一般总是小于他的实际贡献，多余部分被社会整体所占有。所以，个人得到的报酬越多说明他所付出的劳动越多，除自己的报酬外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个人致富与对社会的贡献是相统一的，劳动致富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相反，个人收入少的人反倒是对社会贡献少。这样一种分配方式应该是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二）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

1．资本家的劳动

公有制是一个理想的分配方案，但前苏联的公有制模式经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却并不成功。原因之一是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因而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劳动力市场，无法有效实现按劳分配。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忽略了经营管理活动也是一种劳动，忽视了对这种劳动的合理报酬问题。

传统理论认为资本家是单纯的剥削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本家在占有剩余价值的同时还是一个企业管理者，而且他所从事的管理活动较一般劳动者的工作更为重要，对企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前苏联模式在取消私有制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同时，对从事经营管理劳动的人没有找到适当的报酬形式，没能调动起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人们最早理解的劳动是体力劳动，劳动的概念最初也是从体力劳动发展起来的。以后又由此延伸出脑力劳动的概念，但一般也仅仅是指面向自然的脑力劳动，如工程设计和科学研究等，面向人的管理工作是否是一种劳动在早期是不明确的。在几十年前，总经理一般同时就是资本家，两个身份经常是重合的，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也就是总经理在剥削工人，总经理的经营管理活动仅仅被视为剥削而不是被作为劳动看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今天，企业中总经理没有公司股票的现象已经很常见了，这清晰地显示出总经理和资本家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些不持股的总经理应该说是地道的高级雇员而不是资本家，不管他的工资有多高，都是他从事管理工作的劳动报酬，而不是在榨取剩余价值。社会实践已经重新给管理工作定位，管理工作已经被作为一种高级劳动看待了。

比起普通的经营管理，现代企业中带有战略性的高级经营决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大。在管理作为一种劳动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企业经营决策活动现在也正在被作为一种劳动逐渐分离出来。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新名词“首席执行官”代表了这种将决策作为一种劳动分离出来的趋势。总经理还是一个偏重于执行的职务，而首席执行官则是以进行重大决策为主的职务。现代社会已经开始把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作为一种高级劳动而职务化了。

企业经营决策之上还有一种劳动，它决定把钱投在哪个企业之上，也就是投资决策劳动。在好的投资方向上，雇员同样的劳动可以产生更多的价值。一个优秀的资本家无需增加雇员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仅仅通过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价值。所以，资本家的投资决策也是一种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大小有直接的影响，因而也在产生价值。这种劳动也可以从资本家身上分离出来，并形成相应的职业，证券业中的基金经理就是这样一种专门从事投资决策的职业。投资人自己没有足够的分析运作能力而把资金交给基金经理代为管理运作，而基金经理根据投资成绩取得报酬。投资决策作为一种劳动也已经被现代社会所承认。

可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很多早期由资本家直接承担的劳动已经被逐渐分离出来，由专职人员承担。这种分离，一方面把原来资本家作为管理者所从事的劳动清晰地显示出来，同时也最终剥离出了真正的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单纯的剥削者，这就是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参与投资决策，把资金交给别人运作，自己坐收红利的单纯的出资者。这种分离使我们对作为劳动者和剥削者的资本家都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

在现实生活中，出资人尤其是大股东完全不管企业运作的情况并不多，大股东一般总要在企业中担任某种职务。如果出资者同时也兼有总经理或首席执行官之类的职务，那么，他的收益中部分是劳动所得，部分是剥削收入。

以上这些新分离出来的劳动形式对经济的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种经济体制要想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调动劳动积极性的核心是报酬问题。当这些劳动集中在资本家身上的时候，是不存在报酬问题的。资本家占有了全部剩余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他所付出的劳动。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家不需要任何督促自然会努力工作。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在分配上固然存在不公平的成分，但在调动资本家的劳动积极性方面却是相当成功的，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重要的原因。

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家经营决策劳动积极性的调动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基础上的，公有制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自然也不可能再利用这种方法调动高级经营决策人员的劳动积极性。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同样可以调动经营决策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呢？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劳动已经逐渐从资本家身上分离出来，靠占有剩余价值调动管理劳动者积极性的机制实际上也已经渐渐失效，代替它的是另一种机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经营决策等高级劳动逐渐从资本家那里分离出来之后，很自然地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相应职位的报酬改由市场机制决定。劳动力市场会对各种劳动的报酬进行合理调整，以追求最大利润。对以上高级经营决策劳动也摸索出了一套能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报酬机制。具体地说，比起传统的劳动形式来，市场给这些劳动所定的报酬有两个特点：第一，这些劳动的报酬一般要比同等级别的传统劳动高；第二，报酬的形式与传统劳动有所不同。

管理劳动是一种比体力劳动和传统意义上的脑力劳动都要复杂的工作。传统意义上的脑力劳动面对的对象是自然，不管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其对象总是死的，有规律可循；而管理劳动面对的是人，人是灵活的，管理活动也是灵活的。管理者必须有创造性，有在规律不完全清晰的局面下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传统意义上的脑力劳动更难。另外，管理劳动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也远比一般体力脑力劳动大。所以，管理劳动的报酬较高是合理的。经营决策劳动和投资决策劳动无论是重要性还是难度都比管理劳动更大。劳动力市场给这些职位出更高的价格也是合理的，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一般的体力劳动比较容易定量，以计时或计件工资的形式支付就可以了。脑力劳动要复杂一些，但还是可以以适当的工资形式支付。管理劳动和经营决策活动就复杂多了，尤其是决策活动。一项决策可以是正的结果也可以是负的结果，正的结果创造财富，负的结果在损耗财富，对一项错误决策，支付再少的工资也是太多。所以，管理和决策劳动更适合以绩效工资的形式，按照一定规则从企业的赢利中提取一定比例支付。基金经理的职业，差不多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以某种形式的利润提成的形式获得报酬的，这也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

由于高级经营管理劳动的分离，和相应的报酬形式的发展，今天的资本家已经可以不再亲自操劳榨取剩余价值了。只要出资把企业组织起来，这一系统会自动地产生剩余价值。工人和经营管理人员都是雇员，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当然，支付普通工资的工人和支付绩效工资的管理者在经济利益上有一定矛盾，这是使得系统能够自动产生剩余价值的关键。但也不能因此说管理者在替资本家剥削工人，因为工资形式是工作性质决定的，要想企业发展就需要这种工资形式，而企业的发展最终对企业内部和全社会的每个人都是有利的。所以不能把这种工资形式简单理解成是资本家为榨取剩余价值而设计的，它也是社会的需要。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终于出现了可以完全不参加任何形式劳动，完全以食息为生的单纯的剥削者，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最终成熟。物极必反，资本主义的高度成熟同时也为公有制的完善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在当初社会还需要资本家来推动经济发展，因而资本主义制度还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今天，社会已经完全不需要一群单纯的剥削者了。当初的公有制还缺少一个关键环节，不能解决抽象的资产所有者主体怎样运作具体资产的问题，今天，无需从事管理劳动的单纯剥削者的出现已经为此准备好了答案。

2．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公有制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问题。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的所有者主体不是个人而是抽象的社会总体，抽象的社会总体是不能直接进行资产管理的。必须有一套机制将资产的管理权交给具体的个人行使，这样，资产的管理权必然要同所有权分离。

在前苏联模式下，资产管理借用了行政管理体系，由各级行政人员行使资产管理权。其依据在于，在充分民主的机制下，行政人员理论上是由人民选举产生，或由选举产生的首脑任命的，是民主机制的产物。由民主机制产生资产的管理者，符合公平的原则。但问题在于，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合理是不同的，经济规律要求资产管理者自身的经济利益必须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关，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产生经营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实现了充分的民主机制，前苏联的公有制资产管理模式仍然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把经营决策劳动从资本家身上分离出去的过程其实也是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符合经济规律,可以把管理者的个人收入和经营业绩联系起来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有较好的效果。这种管理权分离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基金经理的出现。基金经理的劳动是最顶级的劳动，基金经理的出现才把资本家最终从一切劳动中剥离出来。所以，解决好资本家和基金经理的经济利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问题的关键。只要把基金经理的报酬问题解决好，以下可以由他具体决定投资方向，并组织各级经营管理人员，让企业运转起来。至于各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可以由基金经理具体决定。而资本家和基金经理的关系非常简单，利润分成而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这套解决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问题的机制，对解决公有制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问题有很好的启发。借用这套机制，可以在保持资产所有权归公有的前提下，把公有制资产的管理权交给个人，并以业绩提成的形式支付劳动报酬，把资产管理的好坏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这种机制在公有制条件下的运行效果至少可以像资本家使用它们的时候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