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著)》笔记上
这部书收集了10篇论文,按作者的说法,完成于1992年,也就是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之前。从时间上,它所研究的是解放后1952年土改完成之后到约88、89年之间中国农村农业的主要经济现象。
读了四五篇论文的过程中,我总是能深深地感到理性的光辉,令人激动,原来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国几十年农村改革可以这样理性地来研究,而不是一味地感情用事地捧则上天贬则入地式的两分法。
在《前言》中,作者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该学科的基本理念。这两方面也是我在读书过程中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到的。
现代经济学,借助数学工具,构造理论模型,用计量法来检验理论预期和经验事实的符合程度。这无疑可以增加这门社会科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更有说服力。——但根据我对经济学粗枝大叶的了解,这方法看上去是严谨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构造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所要考虑的各个要素是否全面地考虑到了以及各个要素是否占据了应有的位置,如果模型构造是不完善甚至不合理的,那么无论推导过程多么严格,结论总是错的。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为何分歧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缘故吧。
现代经济学的特征就是它以“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为最基本前提!在作者的其它论文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不要指责农民愚蠢,不要愤慨生产队长们大老粗没有管理能力,其实,他们在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下已经达到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他们的行为属于经济行为,是对约束条件的理性反应。至于环境条件,就不是他们管得了的了,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有这种认识其实对我们为人处世也是有好处的,也就是我先前认识到的,任何现象都有其原因,不必怨天尤人,要着手做事,消除其原因,从根本上去思考、去处理事情。
第一篇题目是: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研究的对象是:农业危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总生产率指数急剧下滑!其后一直到1978年之前,生产率指数一直停滞不前,保持59年的水平。
对这一现象,通常的解释有三个:1.自然灾害;2.政策失误和管理不良;3.合作社规模过大导致的激励失效。
作者在分析过程中,首先把1959到1988这个历史时期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我觉得非常好。不仅对解决作者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有好处,而且让我们一般人也通过这种简洁的方法了解了中国改造完成后将近四十年的农村经济史,而这是我一直迷惑没有时间去了解的;并且,还不止包含经济史,必然涉及到政治制度变迁。这四个阶段是:①1952——1958夏,合作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时期;②1958夏毛泽东冒进政策提出,三个月全国即完成人民公社改造,即1958年秋到1978年农业改革之前。③1979——1983,合作化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度时期④1984——1988,生产率获得很大提高时期,约为20%。
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事实,通过假设法否定了通常的三个解释并不成立。当然,第三个解释即合作化规模过大导致激励问题还算沾边,即1959——1978之间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激励失效,但是却不是由于合作化规模过大导致的。作者的论点是,由于初期合作化运动是有加入和退出的自由的,而人民公社时期是强制性地加入,被剥夺了退出的自由,也就是博弈论中说的,由“重复性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这就需要靠“监督”来提高效率,但是农业不比工业便于“监督”,农业监督的成本巨大,因而监督几乎为零,从而使生产率彻底地一蹶不振。
他的解释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本篇的关键词是:合作化; 博弈;激励。
第二篇题目是: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通过作者构造的理论模型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相对于生产队解决了激励问题、监督问题,使农民的努力供给得到了增加,因而提高了生产率,使长期的生产停滞得到了很大的一次解放。
这说法也是我们接触到的各种宣传中所说的那些东西。只是作者这里通过数学方法来证明了,更科学化,更准确。
通过这一事实,更证明了经济学人的行为是理性的。
——从这里我看出,只是一次努力供给得到鼓励就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该有什么条件来促进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呢?按作者的观念,制度之外,最重要的应该是技术吧?!这也符合经验感觉。但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促进技术的应用恐怕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篇题目是: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
1978——1984,农业获得了可观的增长,主因是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改革,以及由于这一改革促进的投入增加(尤其是化肥)。作者是通过数学模型证明的。
1984——1988年,增长率有所下降,作者认为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牌价相对于投入价格的下降,且国家的征购是强制性的——也就是公粮,这使农民不愿投入太大到耕地上去。
作者这一研究的意义,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首先增进对中国改革的理解,其次,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我们都说有借鉴,但怎样借鉴,就是要通过这种理性的科学的研究来借鉴。
第四篇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后决定农场投资与农民住房建设的因素
84年之后,制度改革激励的潜在收益已经竭尽,农业要进一步增长只能取决于常规要素:进一步投资、投入增加和技术变迁。
——作者原文都是发表于欧美杂志,本书都是翻译过来的,所以有些词语显得很“外来化”,比如这个农场、变迁。
然而,84年之后生产率却不得提高,作者通过自己对四个县农户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原因。
一般来说影响投资的原因有三个:1、承包权稳定性;2、农场规模大小;3、信贷可得性。
一般来说,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的中国农民还是相信承包制会持续下去的,但是到了合同期的后期就会减少投资,因为没有安全感,至少是不太可能承包到同一块地。
农场规模小,这是中国农村现状,平均地块9块。在作者调查中,东北地块比较大,机械用的多一点,但机械价格昂贵,所以比率很低,不足10%,平均开来并不高。一般来说,农民并不认为规模会影响投资。
信贷?生产信贷很小,生产外的投资主要靠朋友亲戚无偿凑借。
相反的,在农村有建房热,耐用品购买热,因为什么?因为安全,没有风险,任何时候,这些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而且这是私人财富的象征。
这一切,非常符合事实。
这是改革初期的农业曲折史,接下来怎么发展,怎么分析,且看下半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