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大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周晓林

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参加成功概率微乎其微的抽奖活动？会难以抵抗眼前的诱惑而荒废长期理财计划？会花巨大代价去惩罚或报复他人？这些被传统经济学看来是“非理性的”、不符合经济学家理论预测的经济行为，在现实中却司空见惯。
为何会出现这些理论与现实的差异？传统经济学对此无法作答。北京大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周晓林及其研究生余荣军在2007年第9期《科学通报》上，发表评述文章《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指出研究人员可以将认知神经科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人脑的深层状态，从而打开负责经济决策的人脑这个“黑箱”，为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提供新的答案。

直面人脑决策奥秘

将一个陌生人推倒在铁轨上可以拯救另外5个人的生命，从经济学角度看，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5个人的生命是理性的行为，但一般人会拒绝这样做。这事例出自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科学家JoshuaD.Greene等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所作的一项“道德困境”实验，相关论文刊登于2001 年9 月14日的美国《科学》杂志。
Greene等人借助神经学手段观测、研究被试者大脑的变化情况。当被试者处在个人道德困境时，相对非个人性的道德困境或非道德困境，情感相关脑区（额中回、后部扣带回及杏仁核）激活强烈，情感可能会导致人们在道德困境中作出“非理性”的决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负责抽象推理和认知控制的额叶及顶叶区域在被试作出理性决策时激活更强，表明被试在道德困境中的选择是由认知与情感相互竞争决定的；当认知脑区活动更强时，人们会做出理性选择，即让效用最大化；当情感脑区活动更强时，人们则倾向作出非理性选择。由此研究人员认为，大脑中负责情感与理智加工的脑区之间的竞争可能是道德决策的神经基础。
周晓林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经济学较少考察道德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但在现实的经济决策中，道德规范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道德使得人们不会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而作出严重损害社会和他人的事。传统的道德心理学注重推理等高级认知过程的作用，但近年来关于道德决策的神经科学研究更关注情感在决策中的作用。
除道德外，研究人员还将神经经济学的手段应用于其他著名的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如前景理论、后悔理论、博弈论、合作理论等。研究发现，神经经济学可以将人们的选择、讨价还价、交换等生物和神经过程进行量化，为这些理论提供神经水平的实验数据，并对许多经济学现象提出新的解释。
周晓林介绍，心理是人脑的功能，人类的经济行为有其对应的神经机制，神经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们经济行为中的神经活动规律的。研究的重点还主要在大脑部分，它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神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它放弃了主流经济学用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各种过分简单的模型，在切实了解人脑精神活动的真实方式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
神经经济学研究将极大促进人们对人类决策行为和人脑功能的了解，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赌博上瘾、冲动购物等现象和临床症状，也为在商业交往中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制定更为有效的广告策略、制定更有效的奖惩措施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技术让一切皆有可能

2002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实验经济学家Vernon Smith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DanielKahneman一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VernonSmith在诺贝尔奖颁奖大会的奖演说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新的大脑影像技术激发神经经济学去探索大脑的内在秩序及其与人类决策——包括固定赌注的选择，也包括以市场和其他制度规则为中介的选择——之间的关系”。
周晓林介绍，由于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加上研究手段的局限，传统上经济学家把人脑看作是一个“黑箱”，对之退避三舍。因此，经济学家通过定性、定量地分析输入和输入之间的外显关系来建立经济模型，对输入和输入之间所必须经历的人的心理和神经活动只做简单的假定（如人无限理性、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之上，经济学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却使得其基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了背离了现实的经济行为。
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人类经济、社会决策背后的神经和脑机制也逐渐为经济学家所重视。对人类经济、社会决策的行为模式、心理过程及脑机制的关注就在本世纪逐步形成了现在的神经经济学。
周晓林教授介绍，神经经济学是认知神经科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它试图利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探讨经济、社会决策行为背后的心理和神经机制，其研究手段包括单细胞记录、脑损伤病人测验、穿颅磁刺激（TMS）及脑功能成像等。其中脑功能成像手段、特别是其中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事件相关脑电（ERP）记录技术，也已被广泛地运用于神经经济学研究。
“神经经济学的发展是新的技术的出现、有关心理、大脑活动研究日益成熟的结果。”周晓林说，“它让人脑“黑箱”变成了“灰箱”，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如核磁共振技术，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为探索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脑机制提供可能。”
“但也不可否认，当前神经科学研究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如单细胞记录通常只能用于动物研究，而穿颅磁刺激技术只对大脑的皮层结构起作用，使得这些研究手段应用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神经科学研究只是一种相关研究而不是因果性研究，大脑的活动形式与特定的心理功能和行为之间的高度相关并不表示二者必然具有因果联系。”周晓林说。

迅速落户中国

神经经济学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前沿“神经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础“经济学”联姻的结果，它的出现是否会引起经济学的一场变革还不得而知。不过，神经经济学的神秘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
周晓林介绍，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希望通过实验性研究，阐明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群体决策的基本心理规律和脑机制，阐明个体心理特征、群体性质和情景因素如何影响决策过程；建立不确定状态下策略选择、人际互动的认知、神经模型，为解答“合作、信任等社会行为如何演化”这一重大科学问题提供建设性帮助；建立公共和商业决策的基本行为、数学模型，并针对某些特定领域（如金融投资、危机管理），建立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的决策技术手段，最终为政府、企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认知模型。
目前，北京大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和心理学系、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有一批科学家已经开始了神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一些成就；而已装备的行为决策研究实验室模拟系统、脑电及核磁共振系统也为国内神经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设备条件。